中国抗战时期伟人朱德故事

栏目分类：励志演讲   发布日期：2017-07-07   浏览次数：次

在中国抗战时期,涌现了许多抗日英雄,他们为了中国人民,为了国家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时期,但是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努力解救着中国人,他们值得我们铭记,下面就是一篇中国抗战时期伟人朱德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不仅在战场上创造着奇迹,而且在文化和宣传领域也赢得了辉煌。朱德虽戎马倥偬,但从未忽视宣传战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

一、朱德宣传战思想的背景缘起

1940年3月,朱德在华北八路军前方总部指挥作战期间,野战政治部下发《关于1940年部队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主动的与敌寇展开宣传战,粉碎敌寇‘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阴谋诡计”的要求。(参见总政治部办公厅编《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5册,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同年6月20日,朱德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就华北抗战作总结报告,阐述了敌我在宣传教育文化方面的斗争情况,提出要“粉碎敌人一切愚民的复古运动,使广大群众认识真理,坚持抗日的斗争”(《朱德军事文逊,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93页。)。7月24日,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又作了题为《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的报告,开篇就明确提出宣传战问题,并进行专题阐述。朱德强调宣传战问题,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

一是日伪毒化奴化宣传手法不断翻新,宣传攻势不断强化。侵华战争中,日寇十分重视宣传战,尤其军事上速亡中国的破产、开始奉行政治进攻为主的方针后,更是把宣传战提到与武力战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华北,日寇先设有“宣抚班”,当占领一个地方之后,由其负责“以演说、唱歌、演剧以至散传单、办报纸等手法,宣传‘日华提携’、‘共同防共’,来论证日本侵华的合理性”;接着又借鉴伪满经验,仿照协合会的办法,建立具有“中国色彩”的组织——“新民会”,鼓噪“剿共灭党”及所谓的“新民精神”、“东方文化道德”等。(参见北京市档案馆编《日伪北京新民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页。)1939年初,华北日寇开始“治安肃正建设”,强调“不要满足于一时的宣抚,重点在于永远获得民众”,要“训练青少年,恢复学校教育。同时,密切军队与民众的关系,而把握民心”。(参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页。)1940年初,日寇又将宣抚班并入新民会,改组新民会强化其“中国机构”的形象,“对新民会的人员,尽量少安排日本人,而多用有才能的中国人”,强调“采用最容易掌握人心的指导原则,开展与民众生活密切关联的各种活动”(参见《华北治安战》(中译本),第194页。),明确将首要目标定为“确立新民-主义理论,决定对共-产主义、修正的三民-主义的对策等”(参见《华北治安战》(中译本),第262页。),不断增强毒化和奴化宣传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对此,朱德强调指出:“敌寇在华北的阴谋,也随着对全国政治进攻的加强而更形毒辣了。”(《朱德军事文逊,第393页。)

二是国民党大肆散布反共舆-论,宣传垄断力度不断加大。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发动反共政治攻势。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新方针,加大有关宣传垄断政策的落实。(参见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96页。)1940年7月初,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酝酿第二次反共高-潮,进一步提高舆-论宣传的地位,提出“本党书刊报纸之大量发行,乃为目前最迫切之要求”,强调“今后本党书刊报纸之推销,宜更力求价廉而普遍,而中央与地方所有书报审检机构之应绝对统制,服从党的命令,尤为无可旁贷职责”,否则“邪说谬论自必乘隙而入,更形披猖”。(参见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631页。)对于国民党采取的这些反共排共宣传政策,朱德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源在于国民党“害怕强大的日寇和为日寇的诱降政策所迷醉”,“害怕群众,为自私自利的利益所迷醉”进而“企图中止抗战,要投降”。(参见《朱德军事文逊,第397页。)

三是我党我军反敌伪顽宣传滞后于斗争形势的发展。抗战爆发后,我党我军积极开展抗战宣传鼓动,但旧有的宣传工作方法,并不完全适应抗战形势的变化,亟待改进。1939年4月,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强调:“目前必须严重地提出对伪军与沦陷区域民众的宣传工作问题。”(《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5页。)同年10月,《八路军两年来敌军政治工作的总结》指出:武汉陷落后,对于研究敌军占领区的一切欺骗民众的口号与方法,以及其他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各种亡华政策与阴谋,及其具体施行的手段与方法,“我们虽早已注意,但却不够得很,特别是前线的工作同志,还未把它放在重要的工作日程上”。(总政治部编《敌军工作史料》第2册,1987年内部发行版,第84页。)1940年10月,中宣部指出:“党内还存在有‘重组织轻宣传’的倾向”、“宣传部门工作中表现相当严重的片面性,如对于国民教育及文化活动的忽视,如对于敌伪奴化政策的茫然,如对于各党、各派,政治动向及宣传政策的缺少注意与研究等等”。(《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页。)对于这一点,朱德在《华北抗战的总结》一文中分析认为:“我们坚持宣传和执行了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来粉碎敌人一切愚民的复古运动,使广大群众认识真理,坚持抗日的斗争。但必须承认,这方面我们做的不够。”(《

二、朱德宣传战思想的主要内容

朱德使用“宣传战”概念并明确提出要“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是在1940年的《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参见《朱德军事文逊,第408页。)但有关宣传战思想,早在1938年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中就有阐述。同时,朱德经常代表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出席重要活动,发表重要言论,他的宣传实践也蕴含着丰富的宣传战思想。

1、加强统一领导,有效应对宣传斗争。抗战中,敌我友关系复杂,斗争十分讲究策略,而各地党的宣传工作又经常处于相对独立的斗争环境中,容易在斗争中出现各自为政的倾向。因此,要正确地宣传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形成强大的整体战斗力,党对宣传工作就必须加强领导,确保领导的统一性。对此,朱德多次予以强调。1941年5月,朱德与毛泽东、王稼祥等针对皖南事变后的统一宣传问题,指出:“在此时局动荡之秋,我党宣传必须统一于中央的宣传政策之下”,“不得随便发表意见,显示我党的不统一与分歧”。(《叶剑英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41页。)朱德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抗战以来,他经常对外发表通电、宣言和讲话,但每次都严格遵循中央的政策方针,极为慎重,堪称典范。加强宣传工作统一领导,不仅仅是组织上实现党的领导,严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同党保持一致,能够准确把握党的方针政策的精髓。对此,朱德认为仅仅依靠宣传部门是难以做到的。1942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解放日报》的办报方针,朱德特别强调:报纸内容的革命,光靠报馆困难,要各部委负责,如军事消息要叶剑英负责。各部委有些指示要改变文字,便于报纸向党外宣传。(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