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名人李约瑟故事

栏目分类：励志演讲   发布日期：2017-07-08   浏览次数：次

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有很多的名人,可是西方名人在中国还能有很大影响的大概就只有西方名人李约瑟了。李约瑟是英国一个很有名的学者,但同时,他对中国科技的发展也有很大的贡献。接下来,小编就为大家介绍一篇西方名人李约瑟故事,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李约瑟的英文名字为约瑟夫·尼达姆(josephneedham),出于对中国文化,尤其是道教创始人老子(李聃)的崇拜,故取汉名为李约瑟。他于1900年12月9日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家境富裕,并受人尊敬的家庭。他的父亲曾任解剖学教授,以后又开业成为著名的麻醉外科专家,他的母亲是一位有声望的作曲家。

在父母的熏陶下,童年的李约瑟曾经对宗教产生过兴趣。上中学时,他又对科学实验产生偏爱,于是他希望继承父业,作一名外科医生。1918年,他考入剑桥大学冈维尔和卡那斯学院。按照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制度,攻读医科的学生要修二年理科的课程,当年担任剑桥大学生物化学课讲授的是在生化界名望很高的霍普金斯(frederickhopkins)教授,由于受到霍普金斯的影响,并且被实验室中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所吸引,李约瑟又把他的兴趣转移到生物化学领域,以后又考取研究生。年轻的李约瑟很快在他所研究的领域中显露头角,接连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两种学位。并且于1924年留校工作。随即当选为剑桥大学冈维尔和卡耶斯学院院士。同年,李约瑟和他的同事,研究肌肉的生物化学作用的多萝西(dorothy,marymoyle)结婚。不久,他们夫妇二人同时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皇家学会是英国最高的科学组织。他们的当选,在当时成为美谈。因为从17世纪皇家学会成立以来,除了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和他的夫婿艾怕特以外,他们是同时得到这项殊荣的第一对夫妇。

李约瑟在他所研究的生物化学领域内接连取得新的成就。他31岁那年,他的三卷本的《化学胚脂学》出版了。这是他在生物化学上的成名之作。随后又出版了《生物化学形态学》。由于他在胚胎学方面的杰出贡献,因此被誉为胚胎学的奠基人之一。这是他前半生在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建树。

作为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对哲学和科学史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剑桥大学是个十分重视科学史教育和研究的学校。在那里,李约瑟结识了一些著名的科学史专家,如科学史家格(charlessinger,1876-l960)、化学史家帕廷顿(jamesriddickpartington,1886-l965)等,并经常与他们探讨科学史问题1932年,他的著作《胚胎学史》出版了。他是这门科学史的最早作者,此间,他还出版了一些关于哲学、宗教的著作。李约瑟的成就使他不仅成为20世纪30年代英国颇有前途的第一流的生物化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具有哲学思想的科学史家。

正当李约瑟的事业处于鼎盛辉煌的时侯,在1937年,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实验室来了鲁桂珍、沈诗章、王应睐三位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也许生活是以特殊的方式展现在每个人的面前的,这些中国学者的到来,导致了李约瑟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改变了他一生的奋斗方向。中国学者的聪颖和智慧使李约瑟感到震惊,同时激发起他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热情,于是他开始学习中文。与中国学者的接触,李约瑟对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逐步得出了与当时西方人的看法完全不同的结论,李约瑟说:“是他们使我真正了解到,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经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的巨大作用。许多西方人长期以来都认为古老的中国没有科学,这是极不分道的。”

长期以来,西方人对中国文化采取相当漠视的态度,他们认为科学是西方的专利,与中国毫无关系。他们采取沙文主义的态度,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文明方面的巨大成就,非但不予肯定,反而认为中国没有可以称作科学的文明。或者认为,中国只有人文科学,而没有自然科学。甚至觉得中国古代的一些重要发明至多是只能属于工艺技术,而不是属于科学理论的层次。李约瑟意识到这些看法大错特错了。他看到了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所具有的浩瀚繁荣的文明,他认为这至少和西方文明一样的错综复杂和丰富多彩。他觉得中国传统科技上有许多尚未受人注意或误解的地方,这是不公正的,应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科技一个公道。于是,李约瑟产生了写一部关于中国科学技术的系统史书的想法。

生活为李约瑟提供了必要的机会。1942年,他应英国政府的邀请赴重庆,在英国驻重庆大使馆下属的科学联络局工作。这个联络局当时担负着援助中国科技物资和交流科技信息的使命。这个工作为李约瑟实际考察和了解中国的科学文化及其历史创造了条件。从1942年～1946年的四年时间里,李约瑟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他接触了大批的中国科技文献,结识了大量的中国科技工作者、史学工作者,其中包括了许多名流学者。李约瑟与这些中国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地理、政治、经济等诸多重大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此间,他还得到了很多珍贵的中国古籍。结识了当时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同他们建立了真挚的友谊。

李约瑟在中国渡过了传奇式的四年。在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历史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以后,他与自己所熟悉的西方科学文化传统进行了比较,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他深深地热爱着中国,眷恋着中国文化,陶醉于中国的古代文明之中。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他后半生的事业转向,使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6年,李约瑟赴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处任职,1948年返回剑桥。从此,他便开始撰写《中国科技史》。这毕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他深知这项工作的重要价值,为了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他最终迫不得已放弃了他所钟爱的生物化学专业。他曾不无留恋并诙谐他说,希望能在世上活三次,一次研究中国科技史;一次研究生物化学;一次做个外交家,担任英国驻华大使。

撰写《中国科学史》是一项涉及广泛,十分艰巨和繁重的工作。单枪匹马,孤军奋战是难以完成这一使命的。因此要有一群人,这些人能够学贯中西,掌握科学技术及医学等必要的知识,同时又对不同文化中的这些科目的发展史,有深入的了解和浓厚的兴趣。于是李约瑟先后邀请了在他重庆结识的王铃,以及鲁桂珍、何丙郁等华裔学者参加这一工作。以后,这个写作集体不断扩大至20余人,并遍及世界各地。

李约瑟先生是抱着“为中国科技讨回公道”的想法投入到《中国科技史》的写作中的。他认为西方人对中国这片辽阔的地域,这个古老、丰富而又优秀的文化发源地知之甚少。他撰写《中国科技史》的目的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打破这种无知,肃清误解,清除糊涂观念。他希望自己的工作使世人了解到,在人类了解自然和控制自然中,中国人是有过贡献的,而且贡献是伟大的。同时,他站在世界科学史的高度看到,人类的努力应该是殊途同归、百川归海的。但文化上的差异使东方和西方有所隔膜和误解,使得中国和西方的科技文化成就分割开来。现在应该完成这种沟通,使历史上不同文明的科学支流汇合到一起,成为整个人类的共同财富。科学的统一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应该在不同的文明之间架起桥梁。